山河四省不过是另一种清教徒，云贵川渝不过是另一种非清教徒。

清教徒大概是世界上最不愿意浪费生命的一群人。

他们早起，工作，读《圣经》，计算时间，检查自己的行为，警惕欲望，避免奢侈。他们相信人来到世界上，不只是为了舒服地活着，而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。你有才能，就应该使用；有时间，就不应该挥霍；有财富，也不能只是拿来享乐。一个人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他说了什么，而在于他是否控制住自己，是否认真生活，是否完成了自己的责任。

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极大的力量。

它可以造船，可以办学校，可以做生意，可以建立公司，可以组织社会。它特别适合一个荒凉的新大陆。人们拖家带口来到北美，没有宫殿，没有祖产，没有成熟的国家机器，甚至连明年的粮食在哪里都不知道。这时候，你最好不要每天喝酒、谈恋爱、写诗。你得伐木，修房子，种玉米，建立学校，组织社区，然后在寒冬到来以前储存足够的食物。

清教徒很擅长这些。清教徒制造了美国，美国影响了世界。

人活着是不是只有这些？

欧洲文明很早就有人对此回答：不是。

最直接站在清教对面的，是天主教世界。

你去看一座巴洛克时期的天主教堂，很容易明白二者的区别。清教徒走进教堂，希望把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去掉。他认为过多的雕像、金箔、香气、音乐，会让人忘掉上帝，只记得感官。于是墙壁应该朴素，仪式应该简单，人安静坐下来，听讲道，读经文。

巴洛克教堂却完全相反。

它恨不得把整个天堂搬到你眼前。穹顶上是云，是天使，是圣徒；柱子盘旋，金色闪烁，管风琴轰鸣，烛光在巨大的空间里摇动。它似乎在说：为什么美不能通向神？为什么人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身体必须先受到压制，灵魂才能得到提升？

清教怀疑感官，巴洛克拥抱感官。

欧洲南部一直保留着一种清教徒很难真正理解的生活方式。吃一顿饭，可以花三个小时；一瓶酒不必有什么生产意义；下午坐在广场上晒太阳，也不一定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没有工作。衣服可以漂亮，房间可以华丽，音乐可以没有教育意义，爱情甚至可以有些荒唐。

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，对了还有西班牙人。相比之下，美国的墨西哥邻居简直是被美国人带坏的西班牙人。

在清教世界，一个勤奋的人容易得到道德赞许。在法国贵族传统中，一个人若只知道工作，反而可能显得粗鄙。会聊天，会吃东西，会挑酒，会穿衣，会欣赏画，会谈恋爱，会在晚宴上让周围的人觉得愉快，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能力。

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根本的分歧。

清教徒问：你今天完成了什么？

另一种文明问：你今天有没有真正生活过？

到了十八、十九世纪，又出现了一批更猛烈的反对者。浪漫主义者。

浪漫主义者受不了工业社会里越来越精密的时间表，也受不了那些永远要求人理性、克制、守规矩的道德教师。他们开始赞美山川、暴风雨、爱情、死亡、激情和疯狂。一个年轻人半夜跑到山上看月亮，毫无生产价值；为了一个女人痛苦几年，也没有社会效率；一个诗人一辈子穷困潦倒，只写出几首诗，从清教徒的账本来看，简直是失败的人生。

浪漫主义却说，也许正相反。

人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不是机器。就在于他的非理性。

拜伦这样的人，如果送到一个严格的清教徒社区，大概属于应该被好好教育的坏青年。他好色，欠债，傲慢，四处旅行，卷入政治，写诗，同时不断制造丑闻。但浪漫主义时代偏偏把这种人当作英雄。因为他至少活得猛烈。他没有把自己的欲望修剪成一个整齐的花园。

再后来，尼采出现了。尼采对清教式道德提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如此急于审判生命？为什么欲望需要证明自己合法？为什么力量天然值得怀疑？为什么一个人必须不停检查自己是不是足够谦逊、足够克制、足够正确？

清教徒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法庭。

每天晚上，人要把自己押上被告席，询问今天有没有懒惰，有没有贪婪，有没有淫念，有没有浪费上帝给予的时间。尼采把这个法庭炸掉了。他关心的不是怎样成为一个“没有错误的人”，而是怎样成为一个生命力充分展开的人。哪怕这种人有危险，有骄傲，有野心，有强烈的欲望，也未必比一个永远正确、永远节制的人低级。

这个问题随后被弗洛伊德从哲学带进了诊室。

弗洛伊德发现，人并不是你命令他克制，他就真的没有欲望了。被禁止的东西并不会凭空消失。性欲被压下去，愤怒被压下去，恐惧被压下去，一个人表面上可能越来越规矩，内心却越来越复杂。那些不允许进入白天生活的东西，会绕一个弯，从梦、焦虑、强迫行为甚至身体症状里重新出现。

于是二十世纪的人第一次大规模开始怀疑：自我控制是不是永远都是好事？过去人们觉得，一个人压制自己的欲望，说明他道德高尚。精神分析却说，也许他只是在积累问题。

这对清教传统是一次极大的冲击。

紧接着，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里出现了一群更加让清教徒头疼的人：波希米亚艺术家。他们住在巴黎、柏林、维也纳、纽约。他们不愿意按时上班，也不太尊重传统家庭。他们喝酒，画画，写小说，讨论艺术，谈各种复杂的恋爱关系。有些人穷得连房租都付不起，却坚决不愿意去银行找一份稳定工作。

在清教徒看来，这是不负责任。

但这些艺术家会反问：为什么人生一定要被职业定义？一个下午在咖啡馆讨论一首诗，也许什么经济价值都没有，但对于他们来说，那就是人生。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这种零散的反抗终于变成了一场社会运动。美国年轻人开始公开反对父辈的生活方式。父辈告诉他们：好好读书，找工作，结婚，买房，按时还贷款，为公司工作三十年，周日去教堂。年轻人却留长发，听摇滚，反对战争，尝试新的性关系，吸食迷幻药，开着车四处旅行。他们喊出的核心口号，并不复杂：不要控制我。

过去清教传统要求的是自我控制，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要求的却是自我解放。

这场战争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。

今天的美国人早晨六点起床跑步，戴着智能手表监测睡眠，计算热量，管理时间，制定长年计划，创业，投资，学习新技能。这一面仍然非常清教。但同一个人晚上可能去接受心理咨询。心理咨询师告诉他，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，要接受自己的情绪，要学会休息，要建立边界，要享受生活。

一个声音说：不要浪费时间。另一个声音说：不要浪费人生。一个声音说：控制自己。另一个声音说：接受自己。一个声音问：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另一个声音问：你快乐吗？

这大概就是现代美国社会最荒谬的地方。

清教成功了。那些反对清教的人也没有失败。

我们今天拥有的世界，本来就是这两股力量彼此拉扯之后留下来的结果。

没有清教徒，也许没有现代资本主义，没有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，没有那么多大学、公司、工程和制度。但如果世界上只有清教徒，人类恐怕早就疯了。我们还需要那些坐在广场上喝酒的人，需要拜伦，需要尼采，需要弗洛伊德，需要那些凌晨三点还在咖啡馆里讨论一首诗的穷艺术家，也需要六十年代那群对父辈说“不”的年轻人。

因为他们一直在提醒另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：人来到世界上，当然可以完成伟大的使命。但在完成使命以前，他首先是一个活着的人。

山河四省不过是另一种清教徒，云贵川渝不过是另一种非清教徒。